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

 

与日本人斗酒

 

　　“在当时的燕大，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酒——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白干，结果喝醉了。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乎乎地摔倒在马路旁边。这个情形被那几个美国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大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的一点钱。从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没有表态，之后他告诉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到我的宿舍，让我第二天早上到他家里。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醉酒了？’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说：‘再喝这一杯。’然后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就不会害怕了。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差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从此在燕大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王钟翰说。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虽然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之下，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固若金汤，对燕大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会到燕大“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

 

　　燕大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驻扎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大来，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来燕大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的。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到了吃饭的时间，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

 

　　“秋天的一天，华田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工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到我。我去了之后，那个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可能打不过你，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9瓶，华田已经瘫倒在桌子底下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10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确实欢欣鼓舞。那个日本人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对此事作了题为‘王钟翰怒斗倭寇’的报道。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燕大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王钟翰说。

 

学海中沉浮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和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有100多处。他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文后，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老师邓之诚看，不料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过硬的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他们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蹒跚学步的孩童。

 

　　1946年，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的王钟翰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番到美国，是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王钟翰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选易于学的，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论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符合哈佛对论文的要求：“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得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哈佛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满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