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黑了邓小平的猫

 邓小平从没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版本如何出现，被大规模流传又是什么原因？背后之变，是毛泽东本人有意为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它早已成为“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精神的概括，黑猫白猫甚至像是改革的图腾——1997年9月建成的南昌八一大桥，桥的南端有两座隔路相望特殊雕像：一只黑猫，一只白猫（见题图）。

它甚至流传到国外成为经典语录。譬如2001年APEC峰会上，有“马来西亚邓小平”之称的马哈蒂尔总理直接将“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作为他在大会发言的开场白。

【谁改了猫的颜色】

但“猫论”并非邓小平原创或发明，甚至邓小平本人从来就没有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细究起来，这个版本的“猫论”其实是故意扭曲后，强加在邓小平头上作为罪状广为人知的。

邓小平“猫论”的原文如下：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62年7月7日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猫论最后变成邓小平的名言，有点像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被讹成刘少奇公开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猫论”并不只是四川流传的民间俗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驱怪》一文中就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所谓“狸”者，即今天的猫。

邓小平的原话中，用的是“黄猫、黑猫”，而非“白猫、黑猫”，所以，“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题的中央四号文件。文件谈及“猫论”的原文如下：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

四号文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一个月后的4月7日，因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国大规模批邓，“白猫黑猫”由此全国知名。

1976年的四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整理成文，当时毛泽东已口齿不清，但头脑依然清晰，“黄猫黑猫”因为毛的记忆出错或记录者的失误变成“白猫黑猫”？毛远新的回忆给出了清楚准确的答案：

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作者阎长贵）

——将“黄猫黑猫”变“白猫黑猫”，是毛泽东本人有意为之。

【猫论的时代背景】

不要小看对“猫论”的一字修改，毛泽东是从专门培养小学老师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出来的高材生，遣词造句的功夫非常人可比，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

“黄猫”、“黑猫”都是中性修饰，不会有人认为两种猫有好坏或优劣之别，而“黑猫”、“白猫”则不然，在听者潜意识里，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猫、坏猫之别，再加上后面的“都是好猫”，凭空有了不问手段是非只问结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话和语境，特意只拎出这句话来批，更会强化这种认知。

今天，民间将“白猫”解读为“勤劳致富”、“黑猫”解读为“贪污腐败”乃至谋财害命者多不可数。如果流传的“猫论”是“黄猫、黑猫”，还会有这种有意无意的曲解么？

林彪当年写下的一句随感充分表达了他对伟大领袖这种高超斗争技巧的崇敬之情：“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为何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猫论”如此反感？得先从邓小平为什么提出“猫论”说起。

1958年，中共为实现“大跃进”，在农村实施大规模的集体化，将20-30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乡级规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别对应今天的乡、村、村民小组），实现生产、生活上的高度集体化，同时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力图实现15年超英赶美。

集体化和公有制是马克思指给人们通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当时，毛泽东等人不但坚信集体化和公有制会极大促进和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他们在战争年指挥千军万马的经验，也天然使他们更偏好大规模的群众动员。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只实现了村一级的集体化，毛泽东等人乐观地相信，中国实现乡一级的集体化，在规模上和生产组织方式优于斯大林的集体化，必将取得比苏联更高的成就。

一个公社书记可以组建“水稻营”、“红薯营”、“钢铁兵团”，指挥成千上万农民把耕地深挖七八尺，这是苏联人做不到的，给农作物打葡萄糖、生长素，灌狗肉汤、青蛙汤更是苏联人无法想象。

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层普遍弥漫着正在创造历史的狂热，无人反对或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中国的集体化迅速重复了与苏联集体化遭遇的悲剧：1958年下半年全国轰轰烈烈推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发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积极的地方，后来都成为重灾区。

中共穷尽其精神动员和严格控制的法宝，仍无法战胜饥荒、恢复生产。每个农民都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也知道如何应对饥荒、恢复正常生产，不过，生产恢复到哪一步要看政策允许“倒退”到哪一步。

1961年6月，象征生活集体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为了活下去开始悄悄走“回头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为包产到户，各级党委默许了这种“反动”潮流，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强行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逐渐让刘、邓等在一线推进人民公社的工程师们头脑降温。虽然他们依然相信集体化和公有制，但开始认为，当时进入“先进”的人民公社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暂时搞包产到户、责任田，陈云甚至认为，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

但搞包产到户、责任田，恢复农村自由集市，显然与通过集体化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背道而驰，大跃进期间的严酷的阶级斗争，让基本普遍负有破坏人民公社制度的担心和恐惧。邓小平的“猫论”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心理。

【领袖的公社情节】

不过，毛泽东可不这么看，邓小平发表“猫论”几天后，已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大为光火：“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王光美访谈录》）

毛泽东当然会对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历史倒退”大为恼怒。集体化、公有制是祖师爷马克思那里就有的主张，中共夺取政权后，先“土改”平分土地，接着动员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最后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体化，这是中共必然的社会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战友，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结。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默许态度，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伟大领袖及时制止了这种“历史倒退”的蔓延。

但1962年以后，全国各地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人民公社被迫调整为“（生产资料）三级所有，队为（核算）基础”的制度，独立核算的基层单位由公社缩小为生产队一级，大集体变成小集体。虽然还是干部指挥劳动，但规模的缩小，意味着瞎指挥的破坏性被大幅降低。动辄成千上万人戏剧性劳动的场面不复存在。而包产到户更意味着集体劳动已不复存在。

这种有限的休养生息政策延续到1965年时，中国的粮食、猪肉、食糖生产基本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1957年的水平。

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严重损害了领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反思，明显指向领袖个人。会后，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

1964年，依然相信精神奇迹的毛泽东发现山西昔阳出了一个真正靠精神创造奇迹的新典型——大寨大队，它的集体劳动特征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审美。1958年毛泽东曾树立河南信阳遂平嵖岈山和河北徐水两个典型，但很快因发现地方干部造假而倒掉。大寨成了典型，但此时不是它风光无限的时机。

【还是黑猫、白猫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称虽得以保留，但在伟大领袖看来，它离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标尚有相当距离。“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愿始终是毛泽东的块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发，不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为其罪状之一。人民群众又有了“自发搞人民公社”的机会。

1966年8月，毛泽东正式号召“农业学大寨”。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5年内全国普及大寨县，并清晰地勾勒出未来集体化的路线图：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1975年8月，已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向毛泽东提出要在全国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当然对此动心，但有千百万人丧生的教训在前，他谨慎地将之交给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会上遭赵某阳、谭启龙等人激烈反对，毛决定暂时搁置此议。

不过，文革后高层换上大批新人，他们大多缺少大饥荒时支付人命学费的教训，对推进集体化颇为狂热。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代替病重的周恩来后，恢复了不少被打倒官员的工作。邓小平自然成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碍。

1976年那个毛泽东点名批邓的四号文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并没有看错，邓小平总结的“三项指示为纲”（即毛泽东说过的三句话：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字不提阶级斗争，这分明是与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唱反调。

1975年，邓小平对江青等人的攻击毫不妥协：搞“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时隔十三年后，已经被打倒过一次的邓小平，并没有真正改变他在1962年时的看法。在伟大领袖看来，生产关系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一大二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与之相反的，则是资本主义，两者完全就是黑白分明，根本不存在“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一说。

于是，邓小平的“黄猫、黑猫”变成了“白猫、黑猫”。

虽然毛泽东手段高妙地“黑”了邓小平的“猫论”，但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黑了就黑了，无所谓。——薄一波曾当面问过邓小平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样看？邓小平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因为历史站在了邓小平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