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企业与北京官场的联手故事

 一个古老朝廷的败落，其细节是具体的，而其中最为具体的细节，是大量的官僚失去了来自朝廷的俸禄和权力，变得无所适从。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这是一种大政府主义的衰落，对于古老的中国人生智慧而言，面对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陈旧官僚的应对措施完全是被动的，一部分人选择持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方式，与朝廷的沉浮一起沉浮，一部分人则选择变更自己的生活方式，急切地投入到新的政治秩序之下，对新的朝代主动投怀送抱，以获得新的俸禄与权力，毕竟一个新的政府体系需要大量的职业官僚。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秩序，朝代在更替，但是官僚文化却一脉相承，换一个姓氏继续在中国的历史中呼风唤雨，左右这个国家。

如此绵长的历史格局，到黄金时代来临，才得到一些有限的改变。中国人的经济方式因为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开阔，人们的生活方式终于有了一些本质性的变化，大量的人们开始有限地离开官场，离开权力的食物链，涌向企业，涌向市场。大量的官僚阶层也在这个涌动的人群之中。这意味着一个格局，由于官僚阶层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他们很容易将这些与企业有关的要素禀赋带到新兴的市场里。官僚和商业的结合由此成为一种市场的方法论，一种官僚和企业家都愿意接纳的市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观察天津这座城市在黄金时代的工业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就找到了一种市场秩序的意义，一种市场方法的意义。

这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天津这座北方的城市，由于在地理的意义上靠近北京政治权力中心，必然被覆盖了太多的官僚权力思维方式，但她同时又是中国沿海著名的通商口岸，是在一种外在的条约约束之下提前走向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的中国城市，这两方面的属性，刚好给那些正在失去权力或者已经失去权力的官僚阶层切入到新兴的企业和新兴的市场提供了一种区域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天津近现代工业企业的兴起，尤其是当时比较火爆的纺织产业的兴起，其创业资本主要由一批从晚清转移过来的官僚阶层提供，按照基本的投资逻辑，他们既是资本的提供者，也是企业的股权控制者，事实上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种格局与上海的市场逻辑和企业逻辑几乎完全不同，上海的市场的兴起主要由大量的外来资本和民间的资本合作推动，这里很少遇到官僚阶层的干预，市场的自由秩序决定着市场的要素的自由交换，但是天津则完全不一样，天津现代企业的推动，官僚的利益驱动才是真正核心的动力。

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企业事实。

比如天津恒源纱厂，当时当地，属于名头最响的企业，它的股东主要由一些更加有名头的官僚组成。

大名鼎鼎的张作霖，满洲三省督军，名噪一时的大军阀，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既提供大资本，也提供纱厂的产品销售渠道。

曹锟，直隶的督军，在整个北洋时代一直都是有大影响的军阀，他是恒源纱厂的大股东之一。曹锐，直隶省的省长，曹锟的总管，他同样是恒源纱厂的股东，有实力的投资方。

鲍贵卿，恒源纱厂大股东之一，他的政治派别属于直系军阀，一度担任黑龙江督军，陆军总长，在军队谱系中，他和曹锟是一个阵营的人。

段谷香，曾经的两淮盐运使，相当有含金量的官阶，也是恒源纱厂的股东之一。

田中玉，山东督军，也拿出巨量资金，成为恒源纱厂的股东，理所当然，他的军队也是恒源纱厂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

至于一个叫做章瑞廷的人，虽然不是军阀官僚，但他是天津地面上名头很响的军服制造商，事实上这些军阀股东，都是他的关系资源，他是一个能够在天津企业界左右逢源的大人物，是各路军阀纷纷拉拢的有钱人。

比如天津裕元纱厂，当然也是各路官僚纷纷投资的企业。

大股东段祺瑞，曾经的国务总理，裕元纱厂的大股东，某种意义上是这家企业的大靠山。

曹汝霖，历史课本里有名的人物，裕元纱厂的大股东，时任交通总长，曾一度出任财政代总长，真正掌握政府财力的大官僚。

段芝贵，裕元纱厂股东，官场身份是北京地区的军队总司令。段是一个非常老道的政客，早年曾经用重金赎出歌女梁翠喜，当作礼物献给庆亲王奕匡之子载振，而载振则是晚清比较有改革精神的重要人物。后来此事被曝，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以此攻击改革派，晚清的转型因此偃旗息鼓。如此，段芝贵进献歌女的事件，便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八卦事件。

倪嗣冲，安徽督军，手握着安徽地面的军队，也是裕元纱厂的股东。

王揖唐，北洋时代的内务总长，做过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也是有权柄的大人物，同样是裕元纱厂的股东。

吴鼎昌，裕元纱厂的股东，他的身份是盐业银行总经理，长期做的都是官商结合的垄断生意，在官场有大人脉。

徐树铮，段祺瑞政府的内阁陆军次长，段祺瑞的红人，裕元纱厂的股东。

朱启钤，很有实权的官僚，做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参议员副议长，也参与到裕元纱厂的股权结果之中，在天津企业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再看看另外一家大企业，华新纱厂。

这家企业的最有声望的股东之一，是黎元洪，北洋时代两次做过大总统，各路军阀必须礼让的大人物。

周学熙，袁世凯的有力合作者，袁的财务总长，可谓大权在握。周是一个有魄力的企业家，对日本的企业颇有研究，因此大力在中国推广现代企业的构建，被一部分经济史家誉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制度创办者。他的企业很多，包括著名的开滦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以及更加具有现代市场意义和城市意义的京师自来水公司，让北京这座古老的中国城市第一次使用上了自来水。至于华新纱厂，则是周学熙为了支持袁世凯的军务在天津创办的纺织业企业。周与袁世凯属于莫逆之交，政治盟友，事实上他的一个妹妹后来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轸。由此可见，华新纱厂肯定是袁世凯的利益版图之内最为重要的企业之一。

一个叫做杨味云的官僚，也成为华新纱厂的股东，因为他是周学熙的总管，周身边最值得信任的人。

事实上，北洋时代的另外一位大总统徐世昌，也是华新纱厂的股东之一，不过他参与到企业的事务很少，更多的是家族势力在其中发挥作用。晚年徐世昌下野之后，淡出政坛，在天津隐居，专修文史哲，某种意义上，华新纱厂是徐的家族的经济来源之一。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缘于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事实上徐世章早年留学比利时，视野开阔，回国后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当然也是大权在握。同时，他还是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以及政府币制局局长，在运输、金融和政府货币政策领域有着重要的话语权，他对华新纱厂的参与比较深入，而且有着举足轻重的决策权。

在整个天津的企业界中，华新纱厂的地位，可谓名列前茅。因此各路政治势力都试图参与到这家企业之中，比如段祺瑞不仅在裕元纱厂有自己的势力，他的国务总理龚心湛，算是代表段祺瑞入主华新纱厂的重要力量。事实上龚心湛不仅是北洋师傅的总理，他还一度担任财政总长，可见其权力之大。

此外，江西督军陈光远，也以他的军队的势力，参与到了华新纱厂的股权结构之中

这样的企业股东详情，可谓惊人，几乎整个北洋时代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介入到了天津的纺织行业，整个天津的现代纺织业资本，都来自北京的官僚集团，他们一方面控制着中国的北部，控制着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天津的企业。这样的局面，从大局上看，似乎与晚清的官商结合的企业制度类似，更多的是沿袭了官督商办的模式，官员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成为企业的股东，他们在资本，政治保护和市场销售半径等几个方面对企业构成影响力。按照这样的分析，或许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晚清旧的官僚集团在新的政治语境和市场语境所采取的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样的结论有其理由，这就是传统的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所有政客的一种理性经济人行为方式。晚清的遗老遗少门夹带着晚清的资本和晚清的思维定势，对新的时代继续构成影响，这是非常久远的传统思想，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种隐形的政治传递、经济传递与文化传递，现在，一种有现代工业技术的，有现代国际企业理念的生活介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传统迅速找到了一种立足点，进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市场价值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某种媾合。在天津这个北方重要的城市，在北京政府的身边，人们一边向往着现代工业，向往着新技术，一边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官场逻辑依依不舍。在以开放和竞争为普世价值的语境下面，这种的政治生态和市场生态，无疑是一个特例，是一个差的变革，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缺乏市场自由精神的企业史局面。但是在天津，它成了主流，成了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价值观。这意味着，一种混杂着中国传统官场价值和市场竞争价值的的现代经济方式和企业方式，在天津这座城市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在市场交换的意义上，上海是比较自由的，透明的，比较纯粹的市场竞争，而天津则是隐形的、官商互动的、复杂的市场竞争。关于中国现代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上海和天津，开启了两个不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