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的前世今生

 1、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2、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部下李东生和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在时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的李东生支持下，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推动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东方时空》的童宁、张海潮、陈虻、梁建增等制片人，后来陆续成为央视新闻中心的骨干领导。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焦点访谈》的前身即《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焦点时刻》），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4、“主旋律的创新表达”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5、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尿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6、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