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光棍”是媒体的谎言

 中国适婚人口中将会出现3000到4000万的光棍，这个说法我们已经在媒体上耳熟能详，媒体还言之凿凿的说，2020年每5个男人中就有一个光棍（然后我算了一下本公司将会有100多个讨不到光棍）。

人们仿佛已经看到，3000万光棍聚众抗议社会不公，甚至老年以后老无所依，孤独终老，形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真的会这样吗？

3000万光棍是“算”出来的

中国目前的所谓几千万光棍并非统计结果，而是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计算的结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比如某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3，则表明在这一年出生总人口中，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103名。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合国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里有一段表述，"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之间。"此分析明确认定，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其实，49年以后中国历次人口调查的出生人口比例数据基本都高于102～107的正常范围，即使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一直稳定在107的正常比例，用中国人口总数来计算，多出的这“7个”男人，也已经构成所谓“3000万光棍。”

自从进入80年代，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就超过了国际确认的正常值域102～107并呈上升趋势。到1999年达到最高123。到2000年才出现下降，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此项数据首次出现下降，为118，按照同样的算法，其实光棍不是3000万，而是一个亿。

性别比失衡是正常现象

人们会想当然的认为，男人与女人的数量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全世界男女总人口比例确实接近于1：1，但具体到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男女人数则未必“平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妇女占人口的51.39%，性别比为94.5；在发展中地区，男性多于女性，妇女占人口的49.18%，性别比为103.3。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男性的出生率天然高于女性，而女性的寿命却长于男性，而男童的夭折率也高于女童。发达国家大多是老龄国家，而老人当中女性比男性多，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未进入老龄化，所以男人比女人多。

此外，在新生儿出生高峰期过后，儿童占人口比例较大的时期，一般来说男性比例也会明显提高，也就是说，生育率高会提高男女比例，生育率下降会降低男女比例。

当前，世界人口的普遍状况是：（1）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是女多于男外，14岁以下的儿童少年人口男多于女，这个年龄组的性别比一般都在104—107之间；（2）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组男女两性人数大体接近；（3）65岁以上人口普遍是女多于男，只有印度等个别国家例外。南亚是世界上性别比最高的地区，男多女少；而前苏联、德国等的性别比则是最低的，男少女多。

计划生育的影响：坏的和值得侥幸的

对男女比例失衡的一种常见解释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夫妻中生了男婴的即停止生育，而生了女婴的则要继续生第二胎。

表面看起来，这种决定并不会影响出生性别比，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不会影响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性别。但问题是，在没有计划生育的情况下，由于传宗接代的思想，很多人会一再的生育，直到生出男孩为止，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之后，人们为了生出男孩传宗接代，在已经生出一个女孩的情况下，为了确保第二胎是男孩，往往选择杀害第二胎的女婴，强行制造一子一女，导致出生人口的男女比例向2：1倾斜（当然，远远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比例）。

不过好消息是，除了杀婴，计划生育政策也会导致漏报出生人数，使得人们产生错误的悲观。美国著名学者安斯雷·寇尔（A.Coale）在1990年提出：“中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一特征很难代表真实现象”，寇尔提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溺婴的传统做法重新出现，致使女婴遗失比重升高”；另一种是“超生的婴儿中抱养所占比重甚高，抱养他人孩子的妇女在其生育史不申报抱养的孩子”。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对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4.2，实际上男女性别比最高也不会超过107.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2。他们进而认为：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假性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

要让人口性别比恢复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中止计划生育政策。

目前程度的人口比例失衡并不影响婚配

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问题直到90年代才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强烈担忧与极大关注，但人口性别失衡的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1953年中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5～11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平均为113.72，其中最低的分年龄性别比为5岁的110.45，最高的分年龄性别比为10岁的116.63，该年龄段男女自60年代初开始陆续进入婚龄期，目前这批人的最低年龄已为65岁，他们都平稳地度过其婚配期。

这是因为，婚配调节只是社会发展中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因为此环节的调节欠畅，不可能导致社会发展整体失调。婚配调节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受其相应婚配观念的变化，各种影响婚配因素的作用大小也相应随之发生变化，进行自身的调节。

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出生率与分年龄死亡率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还要远大于总体出生性别比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3000万光棍”，这就好比想在北京三环内买房的人肯定超过北京三环内的房屋供给，但任何一个人想买房，却总是能够在三环内找到合适的房源是同样的道理。适龄女性的“供给”跟不上适龄男性结婚的“需求”，其后果也与之相类似。只有同龄人与同龄人结婚，才会出现到2020年会有光棍3000万，但人口婚配是一个非静态的环境，所以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

媒体在渲染中国“光棍问题”的时候，喜欢选择一些光棍村作为案例，其实这些光棍村大多并不是随着性别比发生变化才开始出现大量光棍的，在历史上性别比正常的时期，这些光棍村的村民仍然为娶妻发愁——因为这些光棍村的共同特点是穷。

男人的确多出了几千万，但“光棍”则是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