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永年部分村民"外逃"躲征地

 今天是逃离村子的第九天了，42岁的武学里离家越来越远，他开始想家了，但为了不失去维持家里12口人生计的两亩半土地，他只能继续选择在外流浪。

　　武学里是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吕堤村村民。他如今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在外躲着，要么回村签字交地。

　　逃亡缘于1月4日开始的征地，征地旨在为即将开工的学校和医院腾出土地，涉及广府镇吕堤、前当头、永北三个村500余亩土地。这次征地涉嫌违规，是典型的以租代征。

　　“村民们都不敢住家里，住家里就让签字”，吕堤村的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截至12日上午，村里仍有25户没有签订协议，而这些村民都和武学里一样，仍然离村外逃。

　　永年县卫生局和教育局分别牵头负责吕堤和前当头的征地工作，数百人的工作组驻扎在村里，从早7点一直呆到晚9点多。除去强制手段，孩子的教育、亲属的公职也成了工作组的征地筹码。

　　开着救护车来征地

　　征地的消息是是随着浩浩荡荡的救护车和警车一同来到村子的。

　　吕堤村距永年县城20多公里。据多名村民回忆，1月4日上午9时左右，50多辆汽车载着数百名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涌到了广府镇吕堤村，村里南北向的主路两边，停满了救护车和警车。

　　村民事后得知，吕堤村征地约200亩，前当头村征地接近300亩，永北村征地约40亩。作为征地的重点，吕堤村由永年县卫生局负责，前当头村则由永年县教育局负责。

　　由卫生局和教育局出面征地可能与工程项目有关。记者在一份签到单上看到，这次征地是为了完成“永年县二中复建和二院迁建”项目，负责吕堤村的永年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志彦称，二院迁建的项目是邯郸市中心医院和永年县的市县共建项目。

　　但村民并不确切知道这次征地是为什么——在工作组向他们出示的占地补偿合同书上，项目名称一栏是空白。

　　实际上，村民对整个征地所知甚少。摆在所有村民面前的，是一张统一制式的“占地补偿合同书”，合同规定：“每年按每亩夏季800斤小麦，秋季800斤玉米产量予以补偿，粮食价格随当年当季市场行情折合人民币。”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由村干部带领，挨家挨户做工作，希望村民能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

　　负责做武学里家工作的是永年县第一医院的几名工作人员，武学里兄弟三个，12口人，工作组的人第一天很客气，“他们说征地是好事，征地了就不用干农活了，可以做点小生意，卖点冰棍啥的”。

　　工作组的人给武学里算了一笔账——征地以后不用出种子化肥，每年就能有接近2000元的纯收益，相当划算。

　　但武学里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土地是他们兄弟三人维持这个家的根本所在。武学里会在地里种芹菜和大蒜，今年芹菜的行情好，一年下来每亩地的总收益有两万多元，而年景差的时候，也会有每亩1万多元的收入。相比之下，工作组给出的“双八百”方案，实在谈不上什么吸引力。

　　大蒜、芹菜都是永年县常见的作物，位于邯郸市北部的永年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以出产蔬菜著称。吕堤村就是一个蔬菜种植村，村民每年种一季大蒜、芹菜，或者拉起大棚种西红柿。通常大棚的收入更高，每年每亩地可以达到4万多元。

　　第一天的谈判持续一个多小时之后不欢而散，工作组表示他们第二天会再过来。但当天下午，工作组就又回到了武学里的院里，这次工作人员表示，“不签字就不走了”。

　　武学里撂下一句，“你们不走，我走”，就出门转悠去了。到晚上大约9时半，工作组终于离开了村子。

　　但离开显然只是暂时的，工作组已经把路口的村委会变成了临时办公地点，并在空地上架起了两口大铁锅，请来一个厨师。武学里觉得，这次可能麻烦了。没签字的都跑了

　　第二天上午7点多，工作组准时出现在了吕堤村。

　　气氛很快紧张起来，武学里听说，有的工作组已经等不及，开始强制按手印了。他决定出去躲躲，不再跟工作组见面。

　　负责武学里家的工作组一共要负责4户人家。当天中午，武学里召集齐了自己家的12口人，趁着工作组在其他人家做工作，从小路离开村子，躲到几个亲戚家。

　　当天，作为家中长子的武学里一直在村外远远观望。到晚上9点多，工作组的车离开后，武学里打电话喊回了家人回村睡觉。

　　1月6日，摸准工作组7点上班的武学里5点多就爬了起来，带着家属早早出了村。这以后，他再也没能回家睡觉。

　　多名村民表示，从6日起，吕堤村开始强制按手印，没签字的村民纷纷躲了出去。武学里6日晚上在村外放哨，但他发现，一批工作组离开之后，又开进了几辆警车。武学里知道，可能没办法回家睡觉了。

　　躲到其他地方并不意味着安全。从6日起，44岁的魏小中也离开了村子，白天在外面转悠，深夜再偷偷回到家，但尽职尽责的工作组还是找到了他。

　　1月9号12点左右，没有什么预兆，工作组就在亲戚家找到了正在吃饭的魏小中。魏小中说工作组没有打他，只是把他拽到车上，带回了架着大铁锅的村委会，让他签字。

　　签字的沟通过程大概只有十几分钟，对方就拉扯着魏小中的手在合同上摁了手印。合同一式三份，魏小中说，前两份都是对方拉着摁的，第三份是他自己摁的，“不摁不让走，我就摁了”。

　　伍随中的故事更具戏剧性。早上6点多，还在睡梦中的一家人被惊醒，工作组不知何时进了亲戚家的院子，随后他们被带回村子强制签字。“门都一直关着，不知道他们怎么进来的”，武随中的妻子说。

　　征地在吕堤村彻底演变成了一场猫鼠游戏，被抓到的村民就摁手印回家，没有抓到的村民则继续在外躲藏。

　　村民躲藏的方法各不相同，见到记者的时候，58岁的武从里腰里还别着一个小型的手电筒，用来夜间照明，在离开村子后，有时候甚至要躲进蔬菜大棚过夜。

　　中国青年报记者三次进入吕堤村，村里南北向的主道上仍然停着警车和急救车，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而碰到的任何一名村民都会告诉记者，“签了字才能回村”。

　　村干部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工作组来的第一天，不但强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签字，还让他们代替亲属签了字。

　　面对记者对征地的疑问，这名村干部很无奈，“能咋管？乱搞也没办法呀，(向上)反映了也是白反映”。“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除去吕堤村的强制摁手印，在这次征地中，孩子的教育、亲属的公职，也成为了工作组征地的筹码。

　　杜安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内侄领着工作组的人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杜安的迅速躲开，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这是工作组开始征地的第八天早上，杜安的是“外逃”较早的一批村民，工作组一直没有找到他。就在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自己内侄的电话，“他是吃公家饭的，在他们村开了一个小卫生所，要是我不签字，他的卫生所也就开不了了”。

　　杜安的躲过了一劫，贾铭(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贾铭的父亲是村干部，工作组来了以后，从来没有人找过贾铭谈征地的事情，父亲只是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工作组刚进村，往下怎么征还不知道”。

　　虽然还住在一起，但两人已经分户，后来贾铭才知道，在工作组下来的第一天，父亲就代自己签了字。

　　后来，爷儿俩再没有说过家里土地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每天父亲都半夜回家，早上六七时就出门，偶尔谈话，也总是避开土地。贾铭说自己很担心父亲，“等工作组走了，全村人都要找大队干部的麻烦”。

　　跟吕堤村不同，由教育部门主导征地的前当头村还没有变成强制签字的猫鼠游戏，但村民面临的选择却更加实际——是要孩子的教育，还是要自家的土地？

　　陆殷(化名)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两个孩子的校长和班主任。陆殷是前当头村的村民，家里五口人有四亩地。

　　一开始，陆殷死活不愿意签字，他觉得“双八百”太亏了。第三天，工作组先问了下孩子在哪上学，没过多久，陆殷发现，工作组找来了孩子所在学校——永年第五实验中学的校长和班主任，“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从上午8时耗到了下午4时，陆殷屈服了，“不签不行，不签整天盯着你，再说，不能让人因为自己没了工作不是？”

　　前当头也有还在坚持的，刘志安、刘计周兄弟就不愿交出自己的地，他们两人都做小生意，征地开始后，相关部门表示过不签字就开罚单的意思，于是他们关了生意，“不让做生意我不做了，孩子反正在放寒假，我们俩兄弟也都没有亲戚吃公家饭，我们村比吕堤还是要好”。

　　同是前当头的吕红民家就难过得多，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哥当老师，二姐嫁到了吕堤。如今吕红民的大哥也被叫了回来做他俩的工作。

　　在这里，亲情正受到征地严苛的考验，这些曾经彼此关爱的亲人不得不作出选择。

　　吕红民的姐姐还在外躲藏，但吕红民见到哥哥后最终没能顶住，“俺哥就在院子里站着，不吭声，你哥哥来了你不签怎么办？不签，工作就没有了”。　违规的租约

　　这次征地，除去一纸由永年县财政局盖章的占地补偿合同书外，村民并没能看到其他手续。

　　永年县财政局副局长靳向东表示，财政局盖章只是为征地每年需要支付的补偿作出一个担保，财政局并不了解征地的其他情况，也不清楚征地的审批手续是否完整。

　　永年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表示，他们需要经由宣传部门才可以接受采访。负责吕堤村征地工作的永年县卫生局副局长王志彦也表示，具体的情况需要宣传部统一来回复。

　　永年县宣传部副部长史晓峰表示，据他了解，医院和学校的项目，永年县发改委肯定是立项了，但是具体到征地审批环节，他还需要向有关部门了解之后，才能对记者的问题作出答复。

　　史晓峰说，他个人认为，县里将学校和医院选择在现在的位置，本意是好的，因为永年县东西长，南北窄，县城在西头，而吕堤等村位于东头，相距约20公里。此外，永年东部正在开发古城旅游项目，学校和医院建好后，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中心，既方便就学就医，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长期从事征地拆迁案件代理工作的律师朱孝顶表示，从合同来看，这属于明显违规的以租代征。

　　此外，这次征地还涉及基本农田。记者在征地范围内看到了多个基本农田保护牌，而吕堤村的一名村干部称，村里300多亩地，有200多亩是基本农田。由于基本农田的保护涉及18亿亩耕地红线，根据《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用地变更，需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

　　村民对于征地的手续“合法”与齐全与否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永北村最后签字的三户村民告诉记者，“前年征的地就很正规”。然而他们提供的很“正规”的征地的合同，实际上是一纸土地租赁协议书，租金只有每亩每年1000元。

　　“但是他们不乱来啊”，村民总结说，“虽然钱少，但是不会找亲戚来威胁我们啊，起码征地的方式很和谐不是？”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看到了多辆警车、众多警察。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严查各地违法拆迁行为，对随意动用公安民警参与强制征地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党政领导的责任。2011年，公安部党委下发的《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中，又对公安民警着重提出：“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月12日晚上，武学里正在犹豫去哪睡觉，这次他找了两个备选，因为听说“加大力度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