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98：历史激流中的酒业往事

白酒行业未来三到五年最大的发展悬念和产业机会，仍在这里。

文 | 云酒团队

历史从来都不缺少惊心动魄的时刻。

20年前的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肆虐下的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国内经济下行、消费遇冷的局面如同一把重槌不断叩问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是年3月19日，刚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面对媒体承诺，在其任期内将完成三件事：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3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每一件都暗藏地雷如临深渊。其中，国企改革被视为“最难啃的骨头”。

彼时，我国国有企业体系已处于全面溃败的边缘。尽管国企改革早在1984年便拉开序幕，但在最初的14年间并未触及到国企改革的核心，即产权制度，改革的活力尚未得到释放。随着市场经济扑面而来，包袱沉重、步履蹒跚的国有企业在商业竟争中明显表现出疲态。

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国企亏损面积高达三分之二。为了掩盖现实的窘境，不少国有企业选择在财务报表上作假。曾有数据显示，100家重点国有企业中有多达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情况。国企改革已到了事关生死存亡的关口时刻。

面对这样一块硬骨头，朱总理在全国人民面前许下的那番誓言，20年后听来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此，以“国退民进”和“抓大放小”为战略支点的国企改革在1998年全面推进。

风波

2018年10月24日，一份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引发社会各界轰动。

这份榜单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国家层面肯定了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其中，劲牌有限公司总裁吴少勋作为唯一一位以酒业为核心产业的民营企业家入选榜单。

遥想20年前，吴少勋也曾有过这样万众瞩目的时刻。只不过，当时他的处境与此刻天壤之别。

▲吴少勋

创建于1953年的劲牌公司，前身是湖北大冶县国营酒厂。1987年6月，吴少勋接手厂长一职时，正是劲牌的危难之际。

当时酒厂产值不到500万，负债却高达700万。积压的库存卖不出去，每生产一瓶酒反倒要亏损两毛钱，只能通过政府补贴来平衡盈亏。

临危受命的吴少勋一方面引进人才改善管理，一方面调研市场力推新品。次年便研发出了对劲牌后来发展意义深远的新型保健酒“中国劲酒”，并于1989年推向市场。

行事向来低调的吴少勋，在品牌宣传上却极有魄力。1993年，由姜昆代言的“中国劲酒”广告登陆央视，那句“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瞬间成为经典，劲酒也随之火遍大江南北。

一份来自劲牌公司的数据显示，1997年，劲牌公司总产值较10年前增长了2088%，上缴税收增长852%，固定资产增长1993%。在公司上下看来，正是吴少勋挽救了酒厂，此时无论他走到哪里，收获的都是一片赞誉。

情况在1998年发生了变化。

彼时国企改革正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之前，劲牌公司曾于1997年5月实施过一次企业改制。然而，全员持股的改制尝试，最终导致了产权不明晰，反而让企业经营陷入被动。

时至1998年，随着国企改革全面走向深入，关于劲牌公司的改制问题再度被提上日程。当时，湖北省委明确提出，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让民营经济唱主角、挑大梁。最终，劲牌改制的关键点落在了改变公有公营，实行民有民营，而吴少勋凭借以往出色的业绩成为接手劲牌的不二人选。

1998年7月1日，湖北大冶市国资局与吴少勋签署了产权转让协议，劲牌公司正式改制为民营企业。

一时间石破天惊。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普遍做法是卖小不卖大、卖差不卖好、卖易不卖难，而劲牌公司在发展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出让吴少勋个人，属于“靓女先嫁”，显然打破常规。

此前深受各界赞誉的吴少勋彼时也饱受非议。巧取豪夺、暗箱操作、蓄谋已久……诸如此类指责似乎将他以往的成绩全部抹杀。

1998年7月20日，《经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国有企业不能“一卖了之”》；8月4日，新华社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刹刹“卖企业这股风”》，矛头均指向劲牌。劲牌改制也成为全国关注的敏感话题，支持者认为这是大胆改革，反对者则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劲牌改制问题，湖北省委当时的态度是“可以先试，摸着石头过河，不打压、不追究”。最终，劲牌改制在一场狂风暴雨后得以完成。

从1998年至200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脱困和攻坚阶段，像劲牌这样从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的不在少数。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4年里，有25.7%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其中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

这一时期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力度最大、难度最大、社会风险最大的阶段，无论是改革的决策者还是执行者，无一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接手劲牌之后，吴少勋除了带领公司上下把不起眼的保健酒事业做到极致外，他本人也比以往更加低调，并将慈善作为第二事业。这固然是出于他的本心，但其中或许也有一些执念，想以此洗刷掉自己曾蒙受的那些指责。

2017年劲牌公司上缴税金25.8亿元，而在2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40万元。

时间最终给予了改革者最公平的判断。

造富

这个10月还有一份名单值得关注。

10月1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8胡润百富榜》。榜单显示，涉酒行业有16人上榜。

在这16位酒业富豪中，受益于国企改革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包括稻花香、郎酒、劲牌、洋河、口子窖、迎驾、青青稞酒，以及辅仁药业旗下宋河、金东集团旗下珍酒等，都曾有过一段国企改制的经历，其中不乏外界津津乐道的“一夜暴富”神话。

1997年9月，原国营佛子岭酒厂改制成立安徽迎驾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佛子岭酒厂厂长倪永培等299名酒厂内部职工共同出资持股16.84%。后经多次股权转让，到2003年迎驾完成改制。

2015年5月28日迎驾贡酒登陆A股时，倪永培间接控制公司87.78%股份，同时还直接持有公司0.22%股份，成为迎驾的实际控制人。

与迎驾同属于徽酒上市公司的口子窖在2002年12月迎来改制。当时分别担任口子窖前身——口子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刘安省和徐进，分别出资266万元和199.5万元持股4%和3%。资金来源主要为淮北市人民政府的奖励款。

此后经历四次股权转让和企业上市，截至2018年11月5日，徐进和刘安省分别持有口子窖股份18.26%和13.25%，个人身价均超过40亿元。

同样在2002年底，宿迁市老牌国企洋河集团在濒临破产的困境下，联合6家法人股东和14名自然人改制成立洋河股份。时任洋河股份董事长杨廷栋、总经理张雨柏等14名公司经营层成员作为自然人，通过个人出资和奖金出资，共同持股8.41%。

▲杨廷栋

2006年，洋河进一步扩大员工持股范围，参与者从高管团队扩展到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业务、技术骨干，涉及人数126名。

2009年洋河上市后，这126名持股员工一跃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张雨柏

从时间来看，迎驾、口子窖、劲牌、洋河、郎酒等酒企改制大多集中于1998～2002年前后，这也是国企改革破冰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方式逐渐由之前的放权让利调整为产权改革，通过国有股转让、股权激励、兼并重组等形式，引进民营资本或高管持股。

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原国有企业负责人通过企业买断或参股，成为企业的拥有者或股东。随着企业改制后不断做大，这些企业主或高管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用“一夜暴富”来形容这些国企改革的受益者，显然更加符合大众猎奇心理，但对于这些改革者而言似乎有失公允。或者，可以在“一夜暴富”前加上一个定语，变成“押上身家的一夜暴富者”。

2009年洋河股份《招股说明书》中曾详细列出杨廷栋和张雨柏当时举债入股的借款来源。其中，杨廷栋的借款人有23位，张雨柏的借款人有26位。

多年后张雨柏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曾说，“这是我用身家性命作抵押，举债投资入股，所以逼得我们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只有化压力为动力的份儿。”杨廷栋在卸任洋河董事长后也曾表示，“我的工作、事业和根本利益都在洋河。”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洋河能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业界瞩目的“洋河速度”。包括吴少勋、蔡宏柱、汪俊林、刘安省、徐进等，这些在企业改制中押上个人身家、前途、声誉的改革者，最终只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而财富，是市场对胆识和能力的奖赏。

悬念

从1998年国企改革全面推进至今，时间已悄悄走过20年。

总理当年的承诺早已得到兑现，大量国有企业在改制后轻装上阵，不仅实现扭亏增盈，更成为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一支重要的角逐力量。

对于这一轮国企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其所著《突围集》中曾用“背水一战”作为描述。

他还提出，国企改革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数量惊人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

回顾1998年国企改革，第一版块就是将数目最多、扭亏无门的中小国企，通过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为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中重新出发，也就是“放小”。

第二版块，针对一批规模较大、经营绩效不好的国企，主要在股份制框架内，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结构。

在这两大板块完成后，相当一批国企转制为非国企或非纯粹国企，从而消除国企大面积亏损，实现国企扭亏增盈。

剩下第三版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国企，通过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实现企业治理改善，改出了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时至当下，周其仁认为，“盈利的国企固然是过去改革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从紧迫性来看，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

这在白酒行业也有直观反映。

作为我国特有酒种，白酒酿造在中国历史悠久，也因此孕育出大量的白酒生产企业，其中又以国企为主。

数据显示，在1985年我国拥有白酒企业900家，其中全民所有制910家，集体所有制72家，其他类型8家。

之后由于白酒价格改革和统购统销体制被打破，各地在政府推动下创办白酒企业的热情进一步高涨，白酒生产企业数量迅猛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白酒生产单位已达3.7万家，其中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4700家。

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到2003年我国白酒企业数量减少至2万家，2006年进一步缩减为1.8万家。白酒行业不断向名优白酒生产企业集中。

2017年，纳入国家统计局范畴的规模以上白酒企业1593家，其中60%以上由当地国资委控股。

目前在20家白酒上市公司中，除口子窖、迎驾贡酒、青青稞酒、金徽酒、舍得酒业已改制为民营或民营控股，水井坊由外资控股外，其余14家仍为国有体制，包括龙头企业茅五洋。

从盈利状况来看，以茅五洋为首的大型国有白酒企业的改制需求显然有别于上一轮国企改革，但在产业深度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甚至对标世界500强企业的宏观视野下，国企改革依然有着新的时代需求。

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

之后有业内观点认为，伴随着新一轮国企改制高潮到来，国有白酒企业未来或将基本转为民营控股。

目前，包括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等龙头企业在内的众多国有白酒企业，在改制之路上都已有所行动。

这也将成为白酒行业未来三到五年最大的发展悬念和产业机会。

其中又将涌现多少黑马，诞生多少富豪？

酒业国企改革变革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文末留言等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