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反腐打虎记：查案横无死角 纵无禁区

 　2013打虎记

　　在2013年，中国反腐败重拳出击，较之以往，速度更快、力量更大、趋势更猛，或许放诸更长时间的维度，2013年的种种变革，会是中国反腐败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有必要厘清在这一年来的种种变化，毕竟这段历史是我们亲历，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切身体会的一段岁月。

　　年度汉字：减

　　评选年度汉字是一年热点事件的缩影，也是记载时代走势的重要标志。在一些机构的评选中，梦、廉、霾三个字高居首位，其深意大家也不难理解。但要在反腐败领域评选年度汉字，本刊认为，一个“减”字，当之无愧。

　　“八项规定”、整治“四风”、群众路线，从控制新建楼堂馆所到提倡节俭办晚会，从狠刹会议费支出到严禁公款购买年货节礼。没有鲜花、没有背景板、会期缩短……这些已成为常态，不再是新闻。一年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百姓的共识。对腐败“零容忍”也成为社会共识，一个“减”字正是对应了民众对高层反腐败决心的期待。

　　2013年，中国反腐的力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新水平可以通过“四度”来表现，即新力度、新速度、新高度和新制度。

　　年度反腐特点：“四度”并举

　　文_和正升

　　在构筑反腐体系时，不仅严惩当前，在毙后方面也有所作为。事实上在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其通过借鉴党史经验，开展了多轮的从严治党动作。这其中包括“八项规定”、“正四风”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此外，中央纪委还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条例”或“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另一方面，相比2012年十八大后在反腐舆论上的喧哗，2013年的舆论显得更有秩序性。这一方面与官方强势介入，将网络反腐纳入正规渠道有关；另一方面，这也与今年整顿互联网秩序而形成的舆论大气候息息相关。

　　新力度：19省部大员落马

　　反腐新力度首先体现在数量层面，刘铁男、衣俊卿、李达球、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郭有明、童明谦、李东生等19名省部级官员在过去一年中相继落马，在数量上已经超越了同期水平。足以表明高层反腐的新力度。

　　事实上，中央领导新班子上台后的反腐力度都比较大。据新华社2004年的报道，十六大后，在一年内连查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和许多县处级以上官员，其中一些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还有的被判处无期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其次，反腐新力度也体现在宽领域上。梳理过去一年的反腐行动不难发现，打击贪腐的动作涉及到了各个领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场到商场。

　　上述提及的18名省部级官员，涉及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自王岐山执掌中央纪委后，其主导的肃贪行动一直秉承着“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思路。此外，中央纪委对于社会热点个案(无论涉事官员的级别大小)的关注和回馈都是十分及时的，尤其是通过自己构建的网络平台及时地与民众进行互动。

　　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反腐思路。通过“打老虎”巩固执政党威信，使得民间对于反腐保持期望；同时，“打虎”也能够起到震慑高级官员的作用。而“拍苍蝇”则让民间能够切实从中央的反腐中受益，通过发生在身边的“反腐”感同身受中央的诚意。

　　此外，在过去一年中，中央还加强了对于企业领域的反腐力度，截至12月6日，已有16名大型国企高管被调查或免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也对金融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岐山曾表态称，“本届中央纪委若干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查办、打击金融领域腐败、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通过上述举动，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斩断金源。不难发现，国企与地方利益集团进行政商勾兑的案例呈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通过来自企业的利益输送，丰富了一些利益集团进行活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利益集团也通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为企业或其主要负责人带来权力红利。

　　反腐的力度之新也反映在查“窝案”上。过去一年中，在惩治贪腐层面敢于向“窝案”开刀。其中较为引人关注的便是整顿“石油系”。“石油系”上下牵涉了各种利益，是一些有实力官员的势力范围。因此处理“石油系”这一棘手问题受到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相比反腐的个案突破，“窝案”处理起来一般更为棘手和麻烦。“窝案”涉及到由上自下盘根错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此外，还要考虑平抑由“窝案”引发局地政治气候不稳的影响。处理“窝案”需要充分把握住反腐、稳定的关系。力查“窝案”，既彰显了中央的反腐魄力，也体现了中央高超的政治手腕。

　　新速度：举报—落马更有效率

　　在处理贪腐问题上，应对速度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速度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快”上。

　　第一“快”是处理时间快，从发现问题到着手调查的时间短了。从今年5月底开始，10个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人民大学等部门。而进入9月份以后，巡视工作情况陆续对外公布。

　　在巡视工作进行中和结束后不久，一些被巡视的地方就有官员落马。12月初，作为巡视组第一轮唯一进驻的高校，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腐败而被调查。贵州则挖出了原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有消息称，原内蒙古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是巡视组挖出的首名副部级官员，他也是目前落马的唯一60后省部级官员。此外被巡视的湖北则在巡视工作结束后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第二“快”是应对时间快。中央纪委在针对中管干部的调查进行了提速，并做好了充分的保密工作。多名省部级官员在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进入调查程序的时间可以以小时计。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最后一次见诸公开报道是10月15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10月16日上午和下午分别听取了关于季建业被调查的消息传达，当晚人民网就对外公布了消息。

　　第三“快”则是对外公开时间快。梳理以往官员落马的案例不难发现，一个官员从进入中央纪委调查程序到对外公开其被调查的时间是比较长。这个“空窗期”也给小道消息和流言提供了生长的空间。但是在过去一年中，这一“空窗期”的时间缩短了，这一点在高级别官员的查处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自去年中央纪委网站进行调整升级后，网站成了中央纪委对外公开查处消息的重要平台。一定级别的官员落马往往会第一时间在中央纪委网站上公布，这种缩短“空窗期”的举动也彰显了中央纪委治贪上的公开透明。

　　新高度：惩前毖后共举，线上线下并行

　　中央纪委除了强力“治标”外，还在抑制腐败滋生的土壤上琢磨颇多。这一方面的动作与习近平主导的治党、整党工作相互配合，协同前进。而具体动作则主要体现在“条例”和“通知”治理上。

　　过去一年里，中央纪委就一些问题下发了多个“条例”或“通知”，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打好“预防针”刹住贪腐风。譬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年末发布的《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等。在最近的一次通报中，中央纪委还首次实名晒违纪，而此前违反八项规定只提职务。通过上述措施，对于官员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尽可能的打好提前量。

　　同时，用新媒体通过线上与线下并举的措施，完善纪检监察的渠道建设。9月2日，经过改版之后的中央纪委网站上线，该网站集举报、信息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设置了“我要举报”专栏，同时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各大新闻网站、商业网站开设了网络举报专区。

　　截至目前，全国有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个副省级城市的纪委、监察厅(局)开通官方网站，加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网站群已初步形成。此外，开通微博和微信等延拓新媒体的动作也已经明确列入中央纪委的计划之中。

　　藉由上述行动，中央纪委在反贪层面将网络反腐纳入了正规军和制度建设层面。

　　新制度：标本兼治，制度反腐有斩获

　　王岐山对于打击贪腐和整顿党纪有自己清晰的认识和理论体系。“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王岐山如此向外界表态。在通过歼灭战树立威信外，王岐山还要通过制度建设构筑持久战的战力。

　　而反腐持久战的胜败就在于制度性建设。在机构层面，将负责反贪的“八大室”扩容为“十大室”；自管理层次上，中央纪委由过去的双重领导向垂直领导方向上加强；在监督体制构建上，从同体监督向半同体、异体监督的转向也在加速。

　　中国的纪检监察体制效法前苏联建立——同体监督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来，鲜有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由同级纪委监察局检举揭发出来，这对于纪检监察体制而言无疑是一种困境。通过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王岐山将制度改革着眼点放在了从巡视和派驻这两个方面上。

　　王岐山通过对巡视制度的调整，将其查处贪腐问题的作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纪委还加强了对于党内机构的纪检工作。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纪委翌日即在京召开会议，就中央纪委的改革作出部署。中央纪委将向有中央四大直属部之称的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派驻纪检组。相比较派驻这类半同体的监督方式，巡视组更接近异体监督。王岐山通过两轮巡视，缩小巡视组过去宽泛的工作，现在已经十分明显的效果。

　　12月25日，《建立健全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公布，提出从“总体目标”等5个方面进行反腐顶层设计，清晰传递出新一届领导集体惩防腐败新的战略思路。

　　2013年十大反腐新闻集中在六月。六月，处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的途中，是一个逐渐成熟的时节，恰如2013年的反腐新闻。总结2013年反腐新闻的特点，突破大、亮点多、领域宽但都只走到中程，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