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

 　　刘 仰

　　“中国人缺宗教”，近来这句话时常能听到。其实二十多年前，某个待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说，中国人只有祖国母亲，没有精神父亲，他认为要给中国人找一个精神父亲，那便是基督教。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缺宗教”一般都是被流行舆论牵着鼻子的结果，例如到处在说当今中国道德滑坡，为挽救所谓的道德沦丧，便人云亦云地搬出这个神器。一群被愚弄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被流行塑造的灵丹妙药面前抱团取暖，被别人当做木偶和傀儡，还自以为搭上先进文明的班车，甚至还在为国分忧呢！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道德建设，但如果因此就随波逐流地应和“中国人缺宗教”的判断，显然是鼠目寸光。说起西方的先进和伟大，人们绝对避不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核心在于以人为本，其重要内容便是摆脱宗教的束缚，包括宗教道德及律令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那为何现在又要将西方的宗教枷锁以先进文明的名义送给中国人，要中国人乖乖套上？

　　西方历史上，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管理几乎都由宗教承担。但西方宗教的愚民政策将道德变成人们思想和行为自由的禁锢，造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它的强烈反弹。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道德，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把斗争矛头之一指向宗教时，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宗教，社会道德如何建设？伏尔泰等人当时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借鉴中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但中国一直是道德治理非常成功的国家。关键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道德建设和治理不依靠宗教，而是有非常合理的世俗道德体系，例如以家庭为核心的孝道。他们认为，欧洲人可像中国人一样建立强大的世俗道德，未必需要宗教来建设道德。

　　事实上，启蒙运动之后，欧美随着工业革命而进入现代社会后，道德建设也一直很重要。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较少宗教色彩，而具有更多的世俗道德内容。例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长期从事道德说教工作，他在自己印行的年历、台历上，写满各种世俗的道德训诫，包括勤奋、节约等等。被人推崇的马克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欧洲传统宗教反叛后的新道德体系，有相当明显的世俗道德色彩。号称是美国心灵导师的戴尔·卡耐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道德的规劝，与宗教没多大关系。

　　中国有强大的世俗道德体系，本来这是令西方羡慕的卓越之处。但在崇洋媚外风行百年的势头下，我们错误对待自己的传统，没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轻易把自己的传统扔进垃圾堆。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现象时，反而受人蛊惑，要去拣西方的垃圾当做宝贝。

　　今天的中国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实现“文化自信”，那么重拾对传统的自信，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发展适合现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用西方早已失效的药方来治疗中国，那是本末倒置。再说，中国真的缺宗教吗？全世界各国大约只有中国，自古以来便什么宗教都不缺，宗教品种琳琅满目。它们可以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补充和辅助，而不能成为主导。以宗教为主来建设道德的不良后果，在西方乃至当今世界不胜枚举，我们又何必去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