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网购及订票诈骗、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请不要……”
只要你踏进北京任何一家银行的ATM单间,都会自动播放警方提醒电信诈骗的洪亮语音,但电信诈骗的新闻仍时有发生。1月11日,电影明星汤唯遭电信诈骗损失21万元。几天前,更有一位沈阳老大爷虽有银行工作人员和警察轮番劝阻,依然遭电信诈骗损失40万元。有破解良方么?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上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比如河南驻马店是迷信消灾诈骗、冒充军警诈骗、色诱敲诈、假结婚诈骗的高危地区,贵州黄平是撬盗保险柜、丢包捡包诈骗高危地区,江西瑞金是外币诈骗、丢物捡钱诈骗、少钱变多钱诈骗、金元宝诈骗及ATM机吞卡盗窃等类型犯罪的高危地区。当一种犯罪手法广为人知,成功率较低时,这些地区有专人负责设计更新颖的犯罪套路传播,以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对抗警方侦查手段和社会管理水平的进步。
从时代背景看,犯罪潮的出现,似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问题。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
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至今,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骗”案件的高危地区。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
2010年公安部组织3000余名警力,协同台湾警方联手摧毁特大电信诈骗犯罪网络群,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124处,仅长沙就出动警力2000人,抓获台湾籍嫌疑人近200名,捣毁窝点22个。
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后,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嫌疑人接手,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在外省流动作案,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此类犯罪发案地、作案地、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办案成本极高,往往无力打击。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
济南商河县是盗窃牛羊及机动车、制造假烟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连同河北献县、孟村、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动车产业链,有专人负责提供各类高档车解码器,有专人负责销赃,有专人负责踩点及提供作案目标。已经高度团伙化及职业化。几年前一次行动即在某犯罪专业村查获被盗高档机动车一百余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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