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业大亨灌醉我武生物 利益输送隐存超配疑窦

 

事发柳海彬。1月9日晚，我武生物发布申购公告，一位名叫柳海彬的自然人仅申购200万股，就获配100万股；而出价更高的社保基金四零九申购1800万股，却仅获配61.63万股，另一机构投资者东吴证券申购600万股，仅获配20万股；东吴证券资产管理计划有效报价100万股，更是一股未得。

 

配售新规执行后，券商获得了更大权力的自主配售权，但酒业大亨柳海彬是否算得上我武生物或保荐券商的“战略合作投资者”，资本市场正在等待一个来自“官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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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百润股份登陆深市中小板。一位叫做柳海彬的自然人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柳海彬仍以2113万股居公司第一大流通股东，持股25.49%。以百润股份2014年1月17日的收盘价14.99元为计，即使不算上该股的历年分红，柳海彬仅凭此股身价高达3.17亿元。

 

不过，柳海彬成为资本市场的名人，乃是拜我武生物所赐，仅仅申购200万股，便获配100万股，“中签率”高达50%。相形之下，东吴证券资管计划”命中率”却是0，而社保基金获配比例也只有3.42%。柳海彬何以独占鳌头？

 

结合我武生物的配售公告和百润股份的招股说明书，两份公告所公布的柳海彬身份证号码，虽然后四位隐去，但前数一致，两个“柳海彬”极有可能系同一人。

 

百润股份证券部人士承认，申购我武生物的柳海彬，正是百润股份的前任副董事长柳海彬。

 

百润股份招股说明书显示，中专学历的柳海彬出生于1963年，居住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365弄5号；1984年之前，在兰州针织厂工作；此后至2000年，供职于兰州卷烟厂技术科；至2011年11月前，柳海彬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列席百润股份董事会。

 

其实，除此之外，柳海彬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上海巴克斯酒业和上海锐澳酒业的第二大股东，2009年3月3日之前亦是上海益驰餐饮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百润股份现任董事长刘晓东在1992年之前亦在兰州卷烟厂供职，系柳海彬同事。离职后，刘晓东闯荡南方多年，于1997年在上海创立了上海百润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这便是百润股份的前身。

 

百润设立之初，由刘晓东、马小花等5位股东各出资20万元组建。其中的马小花便是柳海彬的妻子。2001年，柳海彬从兰州辞职后，转战上海，受让了马小花的股权。

 

以生产香精为主业的百润股份，最初有四成业务来自甘肃的烟草行业。柳海彬入股的上述两家上海酒业公司，和上市公司资金往来频繁。

 

配售依据？

 

据我武生物的配售规则，网下配售分为优先配售和一般配售，网下发行部分的40%为优先配售，理应优先配售给公募基金、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若这一部分获得机构投资者的超额认购，则将根据有效报价的申购量进行等比配售。

 

也就是说，我武生物网下发行优先配售股202万股，有效申购的社保基金和公募基金共有10家，合计有效报价的申购数为5900万股，所以配售率为3.4237%。“从这一意义上说，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优先申购1800万股，乘以优先配售率，获配股数为61.63万股，一点问题也没有。”华泰证券一位保荐代表人如是说。

 

另一方面，在完成优先配售后，进行一般配售时，据自主配售规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根据自身业务开展的需要将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确定为战略合作投资者、紧密合作投资者、其他投资者。一旦被认定为战略合作投资者，则将依照其有效报价的申购量给予全部或不低于平均配售比例的部分股票配售。上述保荐代表人称，“如果柳海彬有资质被我武生物或其保荐人认定为战略合作投资者，别说100万股，即使是其申购200万股，全部获配也是符合新规的。”

 

柳海彬是否属于战略合作投资者？我武生物招股书显示，这是一家以变应原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生物制药类企业。主要产品是用于诊断和治疗过敏性疾病的变应原制品，产品包括粉尘螨滴剂、粉尘螨皮肤点刺诊断试剂盒等多个诊断和治疗过敏性疾病的产品。

 

故此，从事酒业生意的柳海彬，与这家医药业上市公司之间有何联系？尚且不得而知。一组有趣的数据是：东吴证券自营盘申购600万股，获配20万股的报价是24.18元；而柳海彬的三个报价数字，最高也只是20元，却获配100万股。

 

东吴证券财富中心一位内部人士对上述结果未予正面表态，但其表示，“配售新规公布后，券商有权力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配售方案，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前提是不能违规，不能存在利益输送。”

 

新潜规则

 

上述保代透露称，针对配售新规，在券商层面已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券商有自主配售权，这个权就可以带来“钱”。“谁获得了高配售，就得表示‘感谢’，在抛售股票后，应按照约定的比例给予提成，至于约定比例是多少，则由双方自主洽谈。”

 

至于高额配售为何选择自然人而非私募机构，上述保代认为，这是为了券商的“操作方便”。自然人可以事先在某券商开户，并打入大量的资金，若被调查，可以称这是公司在经纪业务上的大客户，算得上是“战略合作伙伴”等；即使不在该券商开户，券商投行部门亦可以解释称：“该自然人为我公司引荐了保荐项目。”而且较之于私募机构的资金输出有一整套流程，自然人的资金流动更加方便。

 

 

1月15日晚间，证监会公告对新股发行过程进行抽查，并公布新股发行定价过程抽查第一批名单，共涉及44家机构询价对象、13家主承销商。

 

我武生物所在地的浙江，一位本土私募大佬表示，“我武生物参与协助调查，不能说已被证监会认定新股的配售存在猫腻，最终要看上市公司和保荐券商做出如何解释。说得通就算他们赢了，我武生物的挂牌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但该私募人士也表示，配售新规的执行，虽说在本质上有利于券商维系客户关系，灵活地掌握更多主导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留下了滋生新型腐败的温床。即使配售中没有利益输送，但可以预见的是，“以后，中小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比例将越来越小，更多的配售额将落在财大气粗的‘土豪’手上。”